先是辽宁承认经济数据造假，部分区县“掺水”20%～30%，到2017年底开始，又有内蒙、天津等全国多个省份主动给自己的GDP“挤水分”。内蒙古承认“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注水了40%”。天津滨海新区原来发布的2016年GDP规模为10002亿，过万亿了，可一经重新“核实”，数字变成6654亿，3348亿说没就没了，注水率为33%。

更可笑的是不仅GDP数字乱吹，有些地方财政收入也敢胡乱虚报。包头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271亿元，剔除虚增空转因素的实际收入约为130亿元，如此可推算出2016年包头市虚增空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1亿元，即虚报了141元，造假率达52%。虚报地方财政收入的苦果是中央转移支付相应减少，可用于当地的财政支出也减少。吹牛最终还是要上税的。

一方面经济数据往高处乱报，另一方面又有相反的情况，有些地方又基于偷漏税、少向上交钱、便于今后经济数据好看等原因，有意少报瞒报某些经济数据。比如我这地今年实际增长了10%，可担心上面加压，我就只报8%，如果万一明年经济增长数字不好看了，我又可以把这瞒报的2%填上去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仍然比较粗犷，有些方面的数据统计，要么就算估算，要么就是不知道如何计算，干脆就不管。有些新经济形态或地下经济，计算也当真相当复杂，不去碰是最好的明哲保身。

通常，就是经济不怎么的地方使劲注水，经济真正比较好的地方则设法缩水。穷的人摆阔，富的人装穷。

数字造假，最严重的后果是大跃进式的，随后搞成了三年大饥荒。这样的历史教训，是以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。可直到至今，上上下下好多人还是不当回事。现在与过去又不一样了，我国的经济规模大了，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宏观经济政策对数据分析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，万一基于虚假数据做出的重要决策伤害了经济，我们的损失可能比历史上更大，并且很有可能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。

我们国家在《统计法》、《会计法》等法规中，对数据造假早已明确为违法行为，只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，却对造假行为的法律处分过于宽松，令相关人等意识不到那是严重的犯罪行为。而奇了怪了的改正数据，原本应当做的事，却得到一些廉价的褒扬。数据造假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处，数据改正竟又视作责任担当，那我今天造假，明天改正数据错误得表扬，阁下认为我对数据需要有一个恭敬与认真的态度吗？

数字造假就是撒谎与欺骗，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。由数字造假带来的，有的是某些官员的颜面，有的是某些官员所谓政绩，有的是某些官员的升迁资本，也有的直接就是赤裸裸的金钱掠夺。特别是注水式数字造假，往往也是一些贪官的挚爱。他们正是一边通过数字吹牛获得升迁或保住关键职务，一边就由于所谓政绩好来掩饰他们的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因此，数字造假实际就是数字腐败。

数字造假常引来社会批评与嘲讽，外媒也因此论论纷纷，有些人却又受不了，以为是在抹黑中国。但是，如果你把这事做准了，做实了，做正了，谁又能借此抹黑什么？你做不好，还能不让人评议么？与其进行那种无聊的争辩，毋宁从现在开始，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是不是呢？

一个社会的文明基础，就是从真实开始。没有真实，一切其实就是胡闹。如果继续任由数字造假胡闹下去，那我们的文明进步就谈也不要再谈了。因此，现在既然多地暴露了严重的数字造假问题，理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，以儆效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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