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来一次文革及其他

从羞羞答答地攻击改革开放，粉饰文革时代，到公然主张再来一次文革，一些极左派人士似乎没有耐性了。那种寄希望于文革“拯救”国家的逻辑虽然可笑，却很有一些市场。今天的中国贫富差别巨大，贪污腐败难以遏制，似乎只有再来一场严厉的阶级斗争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，才能解决问题。

他们手中有数字。经常引用的数字据称来自《中国统计年鉴》，从1952年到1978年，中国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.5％，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％，美国是4.3％。1978年，中国钢产量就超过了英、法、意，位居世界第四位，原煤世界第三位，棉纱世界第一位，发电量世界第七位，粮食世界第二位，棉花世界第三位等。这期间，中国有了核武器，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，万吨巨轮下了水等，又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

老衲在此，不得不提醒极左派人士，中国还有过更牛的历史记录。大跃进时期，我们的粮食亩产曾达到万斤乃到十几万斤呢。红薯的高产曾达到几十万斤。那些数字曾刊载在《人民日报》等权威媒体上。而今，中国最高的粮食亩产才是双季稻2800斤，是浙江的“农业吉尼斯记录”。双季稻是一年种两次，亩产平均就1400斤。比起大跃进时期，连零头都达不到。由此观之，中国的粮食生产在大跃进之后就全面“落后”了。

真实的原因是从大跃进到文革，甚至在文革后，官场上的造假风不止。官出数字，数字出官。文革后有了统计法，数字的严肃性才稍好一些。因此，文革期间的很多数字根本不足信，无法用来说明什么问题。《中国统计年鉴》中的数字，老衲在学校学的就是统计专业，1984年到国有企业工作。虽然此后不以统计工作为主要职业，但曾经在1980年代中期兼任过统计工作，并且还曾到单位的顶头上司，某部委的机械工业局参加过统计汇总工作。基层单位的产值数字原本含有一定的水分，但年度数字“不理想”，在统计汇总是就要求下面重新报送。仅仅做一些加法的事，我一个人两三天就可以汇总完毕的事，却要临时从部直属企业抽调我等十几人，用近20天的时间才能做完。最后形成的报表，是不真实的。而这种文革遗风，让老衲对统计工作更加没有了任何兴趣。从北京回单位后，再不愿兼任这项无意义的工作。而今，随着《统计法》的执行力度加强，我们的统计数字有了一定真实性，但统计造假的情况仍屡见不鲜。

对中国情况的历史对比，最正确的方法是各时代人们生活状况的对比。文革期间，大面积饿肚子，无衣服穿的情况是客观存在。那时物质紧缺，就是老衲老家的农村（在历史上比较富裕的长江三角洲），大量农民却吃不饱穿不暖。老衲的童年生活记忆，就是饥饿。每年春夏、夏秋之交，常常因为青黄不接而饿肚子。有一天家里没粮食数日，饿得实在不行，看着邻居姐姐家还有饭（稀饭）吃，我和妹妹站在两家的分界线处，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。邻居姐姐看我们可怜，给我们俩盛了两碗稀饭。我一边吃一边哭，不明白家里为何那样穷。我家父母都是“壮劳力”，兄弟姊妹就两人，偏偏年年闹粮荒。平常的日子，由于粮食短缺，我们只能吃稀饭。米饭，只有来了客人和节日，才会有。另外就是冬季。那时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冬天“壮劳力”们去开新河道，当河工。父母做河工时，倒天天有米饭。他们自己不吃或少吃，把分得的米饭带回家让他们的孩子吃。碰到某些特殊情况，我们这些小孩还可以到河堤上混一碗米饭。另外，肉类食品一年只能见几次。好在是“鱼米之乡”，鱼虾倒不时有些。我们特别喜欢夏天。到了夏天，可以自由地到河里面找蚌、蚬、鱼、虾那些东西。但是，一次，我们十几个人到一条大河里找食物，一个叫铁侯的小伙伴淹死了。当时，我们那个村庄，绝大部分的家庭的状况与我家类似。如果家中孩子多，又有长年生病的老人，那么，他们的生活更困难。老家的民风极其鄙视小偷。但那时候小偷特别多。主要不是偷别人家的，而是偷生产队的。“偷公家（集体）的不算偷”。生产队的大部分粮食属于国家（公家）的。在“交公”之前，看守粮仓是一项重要工作。小时候，经常陪父亲去看守粮仓。看守粮仓争工分多，谁都抢着干。而工分是一年计算农民活命钱的重要依据之一。那会儿，生活境遇比较好的家庭是村官和乡村教师、赤脚医生、军属等。

文革时期，上海是中国的“天堂”。但就是上海城市人，每人每年仅买到一丈多布做衣服，这根本不够，于是好多人照样穿缝缝补补的破衣服。上海人住的最狼狈，三代人五六口挤在12平米的房子里。那情形，老衲还亲眼见过。进入上海人家，只见上面搭上一个夹层，下面又有活动床，随时可以拉出来。房子里容不灶台，就在走廊设一个简单的，普遍烧的煤球炉。房间里没有厕所。如果要留在上海人家过夜，那真是给人家添大麻烦。主人必须到别处借宿。上海人又好面子。有时，为了待客，主人竟到街头或工作单位瞄一夜。房间里同样容不下厕所。但公用厕所又脏又臭。上海人当时夫妻分居的情况比较多，主要因为工作单位不在同一个城市。不在同一个城市，又由于上海人很牛，全国需要上海的人才，上海人就要被上级调到外地工作。但调出时，全家不会一起走，上海人也不愿意举家离开他们的“天堂”。可如此这般，夫妻团聚的路费就成为难题。夫妻感情好的分居者，经常想见面。那就把一点点积畜全交给铁路和公路了。吃，上海人要好一些。可一个月也就能吃1.5斤猪肉。在城市，只有“干部家庭”和少数“劳模”工人生活得好一些。

不错，文革期间中国有了核武器那些东西。可我们的基本生产设备，却多是老古董。老衲大学毕业的效命的那家部直属机械厂，县处级单位。这家工厂，直到1984年，厂房仍是1950年代建造的，车床、钻床、铣床那些设备，大多三十年没有更新过。加工精度大大地落后于世界。钢铁是我们的基本原材料，可我们的钢铁质量实在太次。我们生产的面粉机属于大面粉厂用的机器，不仅经常容易损坏，而且机器的外型，二十多年没有变过。那种机器，生产不了优质面粉。1980年代国内开始生产面包，我们的机器不行，而且小麦品种也不行。因此，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，中国人吃到的面包，面粉多从国外进口。若不用进口货，做出来的面包又硬又黑，根本没法子吃。就在那种情况下，一些大面粉厂开始进口国外的面粉机。我所在的这家工厂也弄回来一台瑞士货。那机器，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感。厂子企图仿制，可惜机床和原材料不如别人，就是没有能力仿制出一个像样的产品来。而大型面粉厂用了外国货，发现比国产货强多了，都想办法进口国外的面粉机。那时外汇紧张，能够进口国外面粉机的面粉厂太少，我们那厂子才能苟延残喘。后来进口管制放松，我们那厂子就完全没有竞争能力了。结果，不得不与瑞士一家公司“合资”。合资厂用人很苛刻，一批未能进合资厂的老职工，从此灰头土脸下岗了。

在那家工厂附近，有钢铁厂、水泵厂、化工厂、印染厂等。工厂污水、废气等，都没有经过环保处理直接排入河道。文革期间生产效率低下，污染尚不严重。后来产能提升后，工厂旁边的河流很快变成臭水沟。文革期间，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环保观念。城市生活垃圾被农村买过去作肥料，没有人想到这种“肥料”富含有毒物质。发觉城市垃圾不能直接做肥料，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。文革期间，我们没有什么针对农副产品的检测设备。谁中了招，即便生了病也搞不清楚原因。那时食物奇缺，有东西吃就已经不错了。什么病死猪牛羊鸡鸭，人们照吃不误。我本人就有幸吃过病死牛、猪、鸡那些东西。印象最深的是生产队死了一头小牛犊，在生产队长指挥下，那牛犊被剥皮分肉，家家户户都分得一推肉。那肉我家吃了几天。大热天没有冰箱，就把吃剩的热了继续作下一餐的美食。就吃肉而言，那是我吃得最痛快的一次肉。可是，吃的是病死牛。文革时没有环保意识，还表现为对大自然的任意破坏上。大量砍树，大面积地违背自然规律进行所谓水利改造，结果农业生产环境受到严重破坏。延河、永定河、黄河，历史上从无断流过。但在1970年代，这些河流都发生断流现象。河床变成沙滩。2003年我去延安，延河里仍未看到一滴水。但延河两岸的山上开始有了绿色。那是因为朱镕基当总理时去了延安，看到延安仍然很苦，流下流水。随后，中央政府拿出钱为延安修桥修路，封山育林。延安导游说，是朱总理的一滴泪让延安的山岗岗重又绿了。

文革时代不全是黑暗的东西，那老衲承认。那时，不用担心小偷，官员们虽然也多吃多占，但不敢大贪特贪。社会财富匮乏，有贪念也无财富来源。不过，多吃多占却早已是普遍现象。我那个村的村支书一家人，肥得一塌糊涂。而村里的其他乡亲，则廋得皮包骨。中国普通民众变得肥胖，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。而我们的一些官员，则提前二三十年变得肥胖了。

从个人的实际生活体验到理性判断，老衲实在找不到充分的支持文革的理由。可一些人不去正视真实的历史，不断为文革唱赞歌。如果这些人真想回到文革，老衲并不反对。他们可以建一个“文革特区”，将支持文革的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去。哪怕给他们一个县或一个市的疆域。我甚至还支持给予他们一定的启动资金。另外一个选择，是建议他们移民北韩。但是，有一个基本条件。如果他们玩文革玩不转了，也必须继续呆在他们的文革“乐园”里至少十年以上。

中国当前是有很多难题，一曰依靠科学发展，民主与法治，一曰保持现状，得过且过，采取鸵鸟主义，一曰再来一次文革，通过所谓的阶级争斗重新纯化社会。选择走什么路子，看上去各说各理，但却有一个在理不在理的追问。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深入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并因神化了的毛而不愿意接受文革中的很多事实，除了重回文革路心中容不下别的任何思索。他们已经不是绝大部分人，可却常常误以为全体人民都这样认为，并把自己当作全体人民的代表。他们如此坚定，不愿意反思文革，不愿意反思自己的价值观。除了倡议他们建一个“文革特区”，由他们自己瞎折腾之外，老衲智力有限，想不出别的招数。